登录 查找 从“新女权运动”到“反性大妈的抵抗”:中国性别生态的新变化 | 文化纵横

2018-06-12 08:44:19  来源:

 ✪ 黄盈盈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在新近出版的《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中,作者黄盈盈老师坦言:“在近十年里,我明显地感觉到在性/别议题上对话生态的变化,至少在表象上是如此。变化中的性/别生态,使我难以在此敲下定论,不妨就着墨于几股新兴力量与需要认真对待的新的对话点,并分析其与以往性话语的延续与断裂,及各方之间的合力与张力”据此,黄老师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LGBT的显性化以及运动形式的改变”、“新女权,激发旧论战”、“年龄的性政治:青少年的崛起”、“反性大妈们的奋起反抗”。其中,“新女权”与“反性大妈”在性别议题上秉持着迥异的观点、立场,并都具有行动力强、影响广泛的特征,值得注意。本公号特摘编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新女权,激发了旧论战

2012年以来的一系列青年女权行动: “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等带来了“女权元年”的称号。2015年女权五姐妹因为准备在3月7日反对公车性骚扰的行动而被抓捕,却也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名声。这股新生的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女权主义者,被称为女权行动派,或者被简称为新女权,以区别于以往的国家女性主义。后者发生于国家主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又在市场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不断面临新的议题与挑战。相比于有着较强体制支持及学院特点的主流国家女性主义,当下青年女权行动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与多变,与国际女权的联动性也更强。她们的行动力强、与性少数(尤其是拉拉)互动更多、更积极迅速地运用(新)媒体、影响力也更大,其“社会运动”的特点以及与西方背景的关联也导致其在国内的政治敏感性更强。

更为重要的,在性议题上,主流的女性主义只有零星的论述,基本处于消声的状态,但是新女权却宣称“性很重要”,重视女性的性自主,对于跨性别、拉拉议题有更多的交织与支持,在对待性工作、性骚扰等议题上有着直接的介入,也更为主动地挑起与性权派的论战,积极地塑造一类掺杂了强调女性性自主的论述(在谈论女性性高潮、身体自主,肯定同性、跨性别议题方面),同时又基本只看到男权社会、性别压迫,容易以结构性、女权来压倒个体自主与性权(在性骚扰、性暴力、性工作的议题上)。在更为主动地质疑性权(或者被斥之为性学)的问题上,往往透露出很强的“受害者”情结、希望国家力量介入性管制的麦金农式话语体系。任何对性骚扰扩大化的质疑、对性工作的肯定,都容易被扣上缺乏政治经济学分析、缺乏性别与阶级视角的新自由主义的帽子。

这些新女权的论述,通过厦大教授被控骚扰学生而发酵的惩治签署事件、柳岩事件、东莞扫黄等性/别事件,在新媒体的作用之下,来势凶猛。在性/别生态里,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也将是我们对话的重点之一。只是,在中国大陆新出现的论述与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以及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台湾,都已有过多次论述;尤其是中国台湾女权主义对于性权派的指责与相关论述,相似性多于差异性,全球联动大于本地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我称之为旧论述。

即便不去回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性论战,下面这段台湾学者对于90年代以来台湾女权主义在性议题上的典型看法,几乎可以完全不变地被移植到大陆新女权的有关论述中。

……除了提倡女人与政府合伙、北欧福利国家式的公私融合之外,刘毓秀还力陈以教育和法律介入改革两性不平等之迫切需要,因为现行的两性关系在刘毓秀看来,深刻地被充斥台湾的色情交易文化所扭曲。因此,“去工具化”和“去商品化”为实现性别平等社会之关键,而根据刘的说法,在这样的两性平等社会里,人人才得以自在享有欢愉的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在下面一段话,指涉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由何春蕤与卡维波等女性主义异议分子所倡导的性解放/酷儿运动,以进一步申述亲密关系的意义。

 

 

性应被视为亲密关系的一环,应受强调的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性,而是性的正面力量,与欢愉自在的亲密关系。因此,压抑性固然不对,但是只强调性,或过度强调性,以致忽略性与其他因素的冲突或共振,也不足取法。我们应该了解,性和身体牵涉着整个人,以及整体社会;性和身体的解放措施,必须放在整个人和整体社会的大架构中来看,才不至于顾此失彼,以致越解越结或导致解体。

 

 

刘毓秀对性的顾忌显然盖过了她想展现某种有别于禁欲式女性主义的开明立场。在将酷儿运动对性公义的追求化约为“只要性”的情况下,刘毓秀强调,“性”必须被她所设想的整体所统合,否则“过度强调性”会引发崩解文明社会秩序之大灾难。

这段有关刘毓秀对性自由派的评述,跟大陆新女权最新对于性权的批判如出一辙。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些议题的争论上,大陆与台湾,以及其他地方的差异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只是会出现时间差。而缤纷复杂的各类现象,其争议的背后却是万变不离其宗,越来越集中在“女权-性权”“结构-个体”的论述上,甚至更为狭窄的,对待“性”的态度上。

台湾学者何春蕤,在《破除死结:从女权与性权到结构与个体》一文中,更为聚焦地从历史社会脉络来回顾台湾当年“女权-性权”的概念以对峙在台湾女性情欲议题上的浮现,以及这些议题在最近大陆的发展;剖析女权-性权,结构-个体这类二元框架的局限性以及试图以女权代替性权、结构压制个体的逻辑思维所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也想看看事隔20年后,在新的社会情感和国际现实里,‘女权-性权’和‘结构-个体’这样的二元思考框架正在凝聚起怎样的人权道德命题,又如何让这些道德命题堂而皇之地上升成为全球称霸、无可挑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在这些论争之中,“受害者”话语又如何再次得到彰显。

这样的观察与论述,提出的问题与质疑,同样适合今天的中国大陆,一句“政情不同”远不能抹杀在性/别的议题上,出现的相似性与连续性。所不同的是,如我在导论中提及的,台湾的妇权派与性权派的论争,首先出现在女权主义内部,而且妓权派基本是从主流女权主义的阵营里被剔除出去的,而目前大陆的相关争议,却主要不是来自女权主义内部,基本上来自不同背景的两股力量。

就大陆女权/女性主义内部而言,尽管在认识到性的重要性、强调女性性自主等议题上,新女权与老一辈的主流女性主义差异很大,但是,在对待性骚扰、性暴力等议题上,在认为性别不平等涵盖性议题,结构性压力之下个体自主(尤其是弱势女性)无从说起等论题上,在判定性工作者非罪等同于阶级与性别的盲点而提倡罚嫖不罚娼等论述上,迄今为止,我看到的也依然是相似性多过差异性。

新女权,开始更为主动地建设性领域的论述,创建自己的“性自主”认识,而这种认识,显然不适合处于弱势的女性(比如小姐、受骚扰的女性),在有些学者的论述中,这种“性自主”实质上也是一种对性的表象甚至假象的肯定,以彰显自己的开明与进步。而对于“只有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才存在真正平等的性关系”此类论述,在我看来,也只是不接地气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想象也无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是以忽略、压制现时背景下的某些边缘群体为代价,如果走向跟某些权力机制的合谋,从而加剧性等级与性压迫,则显然是有问题的。只是,“受害者”类的话语,为何如此容易获取造势,与左派论述如此无缝衔接,又如此不容置疑,恐怕是肯定性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真与之对话的问题。

反性大妈们的奋起抵抗

在性/别的舞台上,还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近年来奋起抵抗的反性大妈们。

大妈们以中国为大本营,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平台,连续制造事端,更以2014年西安性博会门口的砸场式演讲以及大连“砸鸡蛋”事件为高潮,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围观与介入。这已经超出了闹剧的范畴,而需要被作为一股抵制力量并入性/别的对话生态内加以分析。

在这些大妈们的演讲中,除了情绪与词语的激烈,言语及行动背后渗透了三个核心论调:西方阴谋论、传统纯洁论、色情祸国殃民论。这些论调以及背后的逻辑并不新鲜,但是在沉寂(或者被弱化)了20多年之后,在时下重新兴起,而且是以“反性大妈们”的形态兴起,却需要引起新的关注。

“西方阴谋论”这个意识形态的老论调,体现出那种“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阻挡于国门之外”的思维的死灰复燃。只是,这个论调得到的大众反应已经今非昔比,觉得可笑者居多。

相比之下,“传统纯洁论”的附和者更多一些,认为性博会有违中国“严肃的传统性文化”。但是,如以往那些希望“回归传统”的话语一样,这种“传统”依然停留在一种想象。对于传统是什么,哪一种传统,哪一种性文化,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与论述。房中术、春宫图、秘戏图、妻妾成群、断袖余桃、磨镜自梳、青楼文化、明清艳情小说,这些显然都没有被纳入“传统”的视野。当西方学者试图以中国丰富的古代性文化来批判西方近代性压抑的时候,这些大妈们却构建出这样的“传统的性纯洁”来批判“西方传来的性自由”?这里面的深意确实值得反思。相比于大妈们对优良传统的口号式呼唤,近年来试图以康有为的思想为基点的新儒家对于“传统”的关注以及相关的性别论述(尚未有清晰的对于性的论述)可能更需要引起警惕。

“色情祸国殃民论”的市场更大,而且典型地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反性逻辑,与手淫有害论、色情毒害青少年(以及成人)、卖淫破坏家庭、同性恋阻碍人类发展等类似,最终都会导致家庭破裂、道德败坏、社会不稳定,甚至文明退步,人类毁灭。“如果……就会……”的无限推论在这样的反性逻辑里,再一次强化了性/别的魔鬼学。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大妈的行为越来越有组织。在反对“性博会”的论战中,她们自称是“平民百姓、女性、母亲”,把“性博会”则定性为“政府、商家、(性学)专家”是后台。这样一种建构在当下中国社会是很讨巧的,而且很容易赢得正当性,能迅速聚集社会上某些人群的同理心与反性情绪。可是,她们背后的推手又是谁,经费是哪里来的,是否有宗教力量或者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却在道德呼吁中被忽略与“纯洁化”。

“性博会”的问题在于其所彰显的强烈的商家趋利化和消费主义,在这点上,反性大妈们并没有说错。可是,这不是“性博会”独有的情况,而其他市场化现象却并没有引起大妈们的质疑与攻击,其实质是反性,还是反市场?有人指出,生殖健康和性知识的展示、消除性/别歧视的讲座,也都穿插于“性博会”之中,这恰恰可以削弱甚至消解“性”的被神秘化,有助于促进学校、家庭、社会的性教育。可是有支持大妈者又连连发问:我们有必要扯掉“性羞涩”的那层面纱吗?有必要打着文化的旗号去为性用品商家鸣锣开道吗?有必要以政府的名义去变相为色情松绑吗? 这样的发问,其实质又是什么?

这样的咄咄逼问,透射的是民众对于政府、市场、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其背后是忌性的立场。更进一步,肯定性自由的言论,被认为过度地肯定市场化,从而被冠以“新自由主义”帽子,而被抵制。参与抵制的,除了反性大妈们,还有之前提及的部分新女权。当女权加上左派论述的时候,几股反性的力量很容易汇聚,不仅具有道德的威力,更具有性别的、阶级的论述。而政府,则被认为在纵容这些过度市场化的行径,从而纵容色情的泛滥。也因此,在相关联的性/别事件中,呼吁政府对于色情的管理。在这种论述逻辑里,政府、市场与性(西方)自由派的共谋,导致了中国的性问题。在这种认识之下,政府主导的2010年以来的大规模扫黄、2014年以来的净网行动,政治挂帅的性治理,似乎完全被抛出视野之外。

 

 

本文摘编自《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发,标题系编者所拟。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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