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谈“中西文明的估价” 未曾公开发表的演讲记录

2017-12-05 08:44:44  来源:

 编者按:傅斯年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自先生逝世后,各方力量数次为先生编纂文集,续有增补。中华书局于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的基础上,重新编订《傅斯年文集》,增收文章数十篇、书信逾百通,于近日出版。

其中收有傅斯年先生探讨中国传统文明价值及中西文化比较的演讲稿一篇,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系他人记录稿,未曾公开发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中华书局授权,摘发全文。

主席、各位先生: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文明的估价”。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对于以前传统文明的估价,得到的结果往往也不相同。在中国,汉朝人对于周秦诸子学说的估价就不同,儒家正统对战国时代九流百家的估价也不同,宋朝人对于唐朝文明的估价不同,明朝人对宋朝文明的估价亦不同;时至今日,由于和西方文明接触的结果,一般人对于以前中国传统文明的估价,更加大大不同了。欧洲的情形也是一样,在罗马晚年天主教最盛行的时候,对于传统文明是一种的估价,古典文学兴起以后是一种估价,人道主义发达以后是一种估价,十九世纪浪漫派思想抬头以后又是一种估价。尼采写过一本书,将一切价值从新估价,就是这种道理。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他以前传统文明的估价,往往是不同的。我想,如果我们现在要对中国文化前途的趋向取得一个目标,那就应该对以往的传统文明从新来估价一番,截断取长,然后才有准绳。

演讲记录稿复印件

近几年来,一般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的评论,这些评论,或好或坏。我们知道,在现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得极厉害的时候,要对某一个民族的文明加以估价,就要将他和别个民族的文明来相比较一下,然后才易得到结果。因此,要去估价中国的传统文明,也就要将中西文明来比较一番。说到比较,如果要说这一件东西比较另一件东西好,或者说这样东西比较那样东西坏,实在是很难说的。本来批评一件事物的好坏,必定要很客观地去看,不能只根据本身主观的看法,而不用理智,不经分析,就纯用私人的感觉,随自己的爱好去下断语。所以我们随便说中国的文化好,西洋的文化不好,这是很难说的。譬如我们对一首短诗特别爱好,觉得他很好,又对于某一出喜剧特别感觉兴趣,也觉得他很好;如果我们要去将这一首短诗和那一出喜剧比较一下,究竟那个比那个好,那是两者不同,没有方法比的。又譬如我们对某一种民间情歌感觉得很好,但是要将他和一种较为伟大较有组织的一本小说去比较谁好谁坏,那也是很难说的。我们对于一种文明的看法,如果不用理智,不经分析,而只是出于一种诗意的欣赏,神秘的感觉,或者是直接的爱好,那是谈不上什么估价的。要去论断某种文明价值的高低,必定要用一种客观的标准去看,我们不要说谁好谁坏,只要看谁适宜与否。今晚我要说的几点,是我们对中西文明作比较时应有的几个标准:并不能算是文明的估价,而只能作为估价的帮助而已。

傅斯年留欧时期留影

第一,两个民族接触,便发生了文化交流,如果甲民族文化受乙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乙民族文化不受甲文化的影响时,那么能影响别人的乙文化自然较为高超,不能影响别人而反为别人所影响的甲文化自然比较低下,这是对文化估价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往往有例外的地方,一个好懒的民族,即使文化较低,也不容易受外来优秀文化的影响。像中国和印度,从周朝汉朝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唐朝,关系更为密切。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印度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地方比中国文化影响印度文化的地方为多。我们看唐三藏一方面将佛经译成中文,一方面又将《老子》译成梵文,可是现在所看到的,只有中文的佛经而没有看到梵文的《老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根据上面的标准说中国文化不如印度。所以这个对文化估价的标准,往往有例外之处,有时因为某一个民族的民族性较懒,有时因为某一个民族较富有接受性,所得的结果往往就不尽符合这个标准。中印文化的关系,上面已经说过,至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关系,自从明朝万历年间西洋通商传教的人到中国来以后,西洋大炮和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很深,清初算学,更多受西洋的影响。利马窦来中国,中西文明开始接触,迄今三四百年,在这一段期间,中国文明受西洋的影响,在在皆是,到现在还是如此。至于中国文明影响西洋文明的情形,近来很有些人在研究,我想这种影响也是有的,不过主要的影响是在艺术方面。当年乾隆造圆明园时虽然仿造西洋宫,但是腓特烈大帝也曾仿造中国式的宫殿,十七十八世纪,西洋宫廷建筑和城市建筑,受中国影响的地方很多;他如绘画,欧洲将植物性的东西做绘画的题材,明明是受中国的影响,中国在艺术方面影响西洋的情形是如此。思想方面,中国对他们有提醒性,但并不能说他的根本是由中国激动出来的,中国文化对他们只有一种刺激性,对他的文化的主流却没有影响。总之,中国文明受西洋文明远甚于他所予西洋文明的影响。西洋文明影响力大,中国文明影响力小。中国文明的老套子,对于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很易,一套就可以将他套过来,可是这种老套子,拿来对付其他文化较有根底的民族,那就不易取胜,难有效果了。现在中国文化,在国外比较根深蒂固的地方只有三处:一是朝鲜,二是安南,三是日本,至于在暹罗,中印两种文化竞争,印度文化还是始终占着上风的。这一段所述,是对于文明估价的第一个标准。

1921年5月,蔡元培(中排左二)、陈源(中排右一)、徐志摩(前排左二)、傅斯年(前排右二)、张道藩(前排右一)在英国时合影

第二,凡是一种民族文化,对于那个民族的生存帮助大的价值较高,反之,对于那个民族的生存没有什么帮助的价值较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凡是社会繁荣达到极高峰的时候,往往跟着就是受外族侵凌得最惨痛的时候,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文化的一个弱点。中国自从汉朝以来,文化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北宋,当时政治虽不尽好,但亦不尽坏,而美术与文学则至为发展,可是北宋时代,也是中国历来受外族侵凌最惨痛的时代。由这里,我们想到今日法国的情形亦复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是世界各国存黄金总数最多的国家,当时极为富强,可是在这次大战之中,一败涂地,这种现象,他的文明自必有缺陷之处。由这种种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国破家亡受人蹂躏最遭惨痛的时候,往往就在他文明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这种文明自然是有其缺点的。一种文明,对于那个民族的生存有帮助的价值较高,没有什么帮助的价值较低,这一点的标准,也可供对文化估价时的一个参考。

第三,如果单根据上述第二点的标准,往往就很容易会将专讲生存专讲力量的文明看得极高。自从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盛行以来,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应该以大多数人的福利为前提。这样说来,那么在一个文明之中,大多数人的生活能够有意义的,这种文明的价值就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文明的价值就低。我们可以拿纳粹国家做个例子,如果我们单根据上述第二点的标准去看纳粹文明,那么他确注重民族生存和民族力量,似乎文明很高,但是我们再去看纳粹是不是能使大多数人民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就知道在纳粹支配下的人民,都被一些英雄主义者所支配,完全丧失了他们的人生意义,这种情形,他的文明自然不能算得高。一个民族的文明,如果能够普遍使一般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很高的享受,生活很有意义,这个民族文明的价值才高。像中国的瓷器和绘画,许多人都称赞他精美,但是他只有贵族富户才能欣赏,一般百姓都没有方法去享受,那么请问这文明的价值在那里?我也认为中国瓷器和绘画很好,但如果能够供大多数人普遍的享受或欣赏,他的价值也就较现在高得多了。

中国史学会发起人首次聚会时合影。前中为会长徐旭生,前左三为傅斯年,前右二为劳榦

上面所说的三点,是对于文明估价的几个标准,由这几点看来,可以知道中国传统的文明,还有许多缺陷,非根本检讨过去,尽量参考别人不可,否则长此以往,如果外来的侵凌不能抵抗,大多数的人民都在过着艰苦的生活,文化不能影响别人的反被别人影响,这对于民族前途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我们现在来看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性质上不同的地方。中国民族虽然变化得很厉害,但总还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而欧洲文明,则是多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始终有一个中心,而西洋文明则一代一代不同,改革甚多。中国数千年来,人种始终无甚分别,其间虽经过种种变迁,但都只是时代的变迁而不能说是民族的变迁。就历史上看来,华北人民,因为屡受北方外族的入侵,大都受外族混杂,但是这些外族,结果都被中国文明所同化。至于南方人民,则多是中原士大夫阶级撤迁过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试看现在的广东话和唐朝长安方言很接近,而北京话和他的相差反倒很远,就可以知道。大致说来,中国北方人民,常受外族的掺杂,但是我们的文明总将外族同化过来,中原则常为文化向心力的所在,而南方则以中原文化为其平地文化。所以中国民族始终是一个,文化也没有重大的变迁,最多也只有佛教的兴起,但是佛教的兴起,实际上的影响远不如他在表面上的影响那么厉害。由此可知中国民族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而且永远维持着一个文化的中心,变动极小。西洋文明则是多民族的文明,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文明的重心都不相同;我们知道,欧洲古代文物的重心在地中海,在最初的时候,地中海南北两等文化,情形大致相若,但是自从回教兴起以后,他们扫荡南部,建立回教民族国家,并且全用阿剌伯文,和北方耶稣教国家分庭抗礼。可是在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就绝对找不出南北语言文字有截然不同的现象来。中国数千年来,文明虽然经过许多的进化,但是大体上还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化的重心。欧洲则每一个时代变动,每一个民族做了政治的重心,文明的重心也就随之而变,像希腊时代文化的重心在哲学,罗马时代重心在法律,中古时代是天主教会,以后是人道主义,再以后又是科学。所以就此看来,中国文化比较单元,欧洲文化很清楚的多元;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单层,欧洲文化是一个多层。至于说中西文化谁好谁坏,那么一个像乐队的大合奏,一个像笛子的清吹,两者性质不同,是很难比的,不过客观的说来,中国文明是单调的,而欧洲文明是多元的;中国文明的重心不变,欧洲文明的重心时常变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做了政治的重心,都有他特有的贡献,希腊人是一种贡献,罗马人是一种贡献,条顿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都各有他的贡献。所以中西文明,在性质上有简单和复杂的不同,中国文化简单,向心力集中,欧洲文化复杂,重心常变。当前有些人做中西文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工作,可是他们多忽略了中西文化本质上有简单与复杂之不同,这实在是错误的。

1935年,傅斯年与梁思永(右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右二)在安阳第十一次发掘现场合影

欧洲文化复杂,向心力小,中国文化单纯,向心力大;我们推考他们所以有这种差别的进展的原因,一在精神—语言方面,一在地理方面,而主要的还在地形的不同。中国土地,看起来是一块相当整齐的大地,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起源在黄河,那里是黄土层的地带,东面是冲积平原,西面是黄土高原,后来渐渐向南北扩张,但因北方高地难于耕种,于是一直向南拓展,直到越南;发展的结果是一块相当整齐的大地。欧洲文化的发源地在地中海,海的周围有岛屿,有半岛,四周都是参差不齐的海岸,岸上居住着许许多多的民族。远且不论,自从希腊以来,然后向海外发展,或则来往通商,或则争取殖民地。由于中西地形这样的不同,影响到两方的文明:中国自始就在一整块的大地上发展,人民务农为业,在这种农业社会之下,早就有了官僚政治,形成父死子继的嗣官制,将全国划为一块一块的大地,设官分治,所以自来只形成有官僚和农民两个大的阶级。欧洲的情形不如此,他因为地形关系,人民多出外经商或以工业营生,于是除了嗣主和平民之外,还产生了一种工商业的中产阶级,他们因为要去海外经商,就要应付商业竞争,应付海上竞争,于是在技术上就非精益求精力求进步不可,各种科学的研究,也在日益发展,进步亦至神速。实际上中国古代在科学上也曾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中,一方面用不着和别人从事种种竞争,科学技术没有积极提倡之必要;另一方面在官僚政治设官分管的局面之下,老百姓要去发展科学,那对他们是有危险性非加阻止不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历来国家对于科学不但不提倡,而且阻碍他的发展。中西良方对科学倡导情形这样的分歧,大部分是地形环境的影响。我们再看海军,目前中国海军固然根本谈不到力量,但是明朝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时候,可曾一度强大过,当时中国海军力量极为雄厚,曾到达今日非洲索马利兰,那个时候还在欧洲人经过好望角前数十年,但是以后就一蹶不振。我们知道近代海军的兴起,大多是对付海盗而来的,明朝倭寇以后,中国沿海就没有什么海盗侵扰,于是海军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没有什么需要,也就渐渐衰微了。由上所述,地理环境之影响于政治上及传统文化进展的情形,于此可见,中西文化性质的不同,原因也大部在此。

1946年7月29日胡适(中)回到北平时与李宗仁(右)、傅斯年(左)合影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文明,应该重新加以估价,我们要很客观地去将传统的文明深切的分析了解,检讨那些是好而有留存的必要的,那些是坏而应该加以改进的,那些是本来不应该如此而为当时环境所迫成,现在应加以纠正的。必定要这样,然后我们的文化才能立足下去,我们的民族才能永久存续。须知现在的世界,是不容许两种大不相同的文化同时存在的,这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的文明有重新估价的必要,我刚才所讲的都可以作为诸位在对文明估价时的参考。

《傅斯年文集》,欧阳哲生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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